75岁的严金昌如今已是四世同堂：5个儿子两个女儿，8个孙子5个孙女，还有4个重孙……但他总是会想起40年前的那个寒夜，他和另外17个人冒着坐牢的风险在那份“托孤协议”上曾经按下的红手印。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 18户农民签订的“秘密协议”（摄影/宁静）
这份不足百字并且还有几个错别字的协议，不仅解决了安徽凤阳小岗村村民的温饱，更促成了中国农村的改革，解决了全国接近八亿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份“协议”已被永久性地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泥巴房，泥巴床，泥巴囤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
12月并不是安徽一年中最冷的时节，但1978年的12月，小岗村村民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那一年，安徽发生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秋种无法进行。处于江淮分水岭的凤阳县，往年就是非旱即涝，当时的灾情更是严重。一个县的人口外流到了大半个中国。
“泥巴房，泥巴床，泥巴囤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这首凤阳花鼓的歌词正是对凤阳的真实写照。
“我们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吃饱肚子活下去。”小岗村村民严金昌是这么想的，其他的村民也是这么想的。
▲ 上图：1981年，18位在“大包干”契约上按下指印的小岗村村民中的14位在村内茅草屋前合影；下图：2011年初秋，小岗村在世的12位当年“大包干”带头人，再次在茅草屋前合影。（资料照片）
于是，在大家的一致同意下，作为生产队长同时也是文化水平最高、初中毕业的严宏昌起草了这份契约书似的协议。
18户村民齐聚在大队会计严立华的茅草屋里，偷偷地在这份“秘密协议”上按下了手印，并连夜把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
▲ 那座在1973年盖成的破旧不堪的茅草屋，如今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了纪念物。（摄影/宁静）
这样的举动，在当时的环境下，“坐牢”都不为过，甚至有被“杀头”的危险。
“我们是农民，种地就是我们的本事，可我们连吃的都搞不上，心里当然不服气！到处逃荒要饭，丢人啊！”严金昌现在回忆起来，仍然掩饰不住当年“不认命”的劲头。
当时的他们绝不会想到，这个只是想要“活下去”的举动，竟然成为了点燃中国农村改革的“火种”。而那一夜，也就此载入史册。
“要吃米，找万里”
这个火种的产生并非偶然。
多年来，小岗村一直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国家贷款。一年吃国家供应粮的时间长达三到十个月。
▲ 1966年—1976年小岗村粮食生产状况表
在1966年—1976年间，最高人均年收入仅仅40元，这意味着每人每天的收入仅有一毛一分钱。当时一包光明烟的售价是两毛二分钱，所以老百姓说，“辛辛苦苦干一天，不值一包光明烟”。
不过，“穷”并不是大包干在小岗村诞生的唯一原因。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起到了关键作用。
▲ 万里（资料图）
1977年6月，万里从铁道部部长、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的岗位上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经过调研，他起草了一份“省委六条”，主要内容是：搞好农村的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落实按劳分配，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这些内容今天看来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许多规定已经涉及到“原则问题”，可以说已经越雷池了。
就是这关键的六条，为大包干奠定了基础，提供了适宜的温床。
当时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把小岗村的情况以调查报告的形式进行了汇报。为了规避“包干到户”“分田单干”等当时明令禁止的字眼，凤阳县委一班人巧妙地将“包干到户”称为“大包干”。万里收到7000多字的调研报告后说：“我像看小说一样连续看了两遍，我支持安徽凤阳县实行大包干。”
▲ 1978年，万里（左一）在安徽农村考察时与农民一起劳动。（资料图）
在1978年—1980年大包干推进的艰难时期，万里曾四次来到凤阳视察，并表示，“国家允许你们干三年，如果错了，由我来负责。”那时的民谣广泛流传——“要吃米，找万里。”
小岗村的大包干最终得到了中央的肯定。1980年，邓小平表示：“‘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随后，中央政策连续出台，“大包干”从此有了全国“户口”——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
“吃不愁穿不愁，腰里别着十块头，又娶媳妇又盖楼。”
大包干之所以能得到上下一致的拥护，最关键的是它的效果立竿见影。
实行大包干一年后，虽然遭遇了罕见大旱，小岗村仍然取得了大丰收：粮食总产量13.3万斤，是过去十年年均产量的4倍；交售粮食6.5万斤，是自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余粮；归还贷款800元，是小岗村历史上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22元的18倍……
大包干的实行，彻底地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是大家对大包干最朴素又最直接的理解。
而对于大包干的成果，农民们也是信心十足：“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给干三五年，吃成粮烧成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这样的歌谣唱遍了大江南北。
▲ 位于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再现了当年“大包干”从酝酿到发生到发展的全过程。（摄影/宁静）
现在的凤阳县委书记徐广友表示，大包干并非将土地一分了之，将其变成私有财产，而是把个人、集体、国家三方的利益结合起来。这是大包干的初衷，也是对国家和集体负责的态度。
40年前被逼着“托孤”的严金昌，如今提起他的儿女则是满满的自豪：“我的孩子们如今都在村里，5个儿子有三家开农家乐的，一家开超市的，一家开澡堂的，两个女儿嫁人了。小日子过得都不错。当初的选择，我们从未后悔过。”
实行大包干粮食丰收后，凤阳农民是这样唱的：“唱过去，一愁吃，二愁穿，三愁欠款还不完，四愁儿子光棍汉；唱现在，吃不愁，穿不愁，腰里不断十块头，又娶媳妇又盖楼。”
“改革鼓点先敲响，如今飞出金凤凰”
由小岗村兴起的农村体制改革，对中国的影响并非仅限于农村。小岗村一直是我国农村改革的一面镜子，经历了40年来农村各项改革的“试水”。新时代的小岗村，也不断焕发着新的生机和活力。
改革之后，大批的农民从土地上被解放出来，这些劳动力为后来的中国全方位改革开放提供了人口红利。据统计，仅凤阳县每年就有15万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外务工，既有效地增加了农民收入，也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
进入21世纪后，小岗村开始第二次“革命”。通过土地流转，将土地集中起来，并启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确权颁证，从“化整为零”到“化零为整”，从“分田到户”转到“分红到人”，发展现代农业，壮大集体经济。
听上去这似乎与先前的发展道路相悖，但随着时代的进步，“是或非，只能从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衡量”。
▲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近年来新建的农民新居（2017年7月13日摄）
如今的小岗村村民住着宽敞明亮的新房子，用上了自来水，通上了宽带，享受着现代化社会的各项便利。
▲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葡萄园内，农民准备进园采摘。（2017年7月13日摄）
严金昌如今正全心全意地经营着自己的金昌饭店。这个可以同时接待200人用餐的农家乐菜馆，曾在2016年接待过习近平总书记。“我们现在吃不愁，穿不愁，家家住着小洋楼，这就是改革开放40年给我们带来的变化。”
严宏昌的农产品网店也搞得风生水起，“一个月的销售额能达到两三万元，卖得最好的就是我们本地的土特产，比如黑豆、粉丝”。
▲ 严金昌是大包干带头人之一，在自己经营的饭店里。摄影/宁静
严宏昌的网店，正是小岗村党委书记沈仁龙致力于打造的“互联网+大包干”模式的组成部分。沈仁龙希望能够通过互联网，把大包干的经验和精神传播出去，把小岗村的土特产带到全国，带动小岗村村民致富。“目前小岗村有350多家网店，我们还专门配备了工作人员，提供技术支持和维护。”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下，未来农村将成为稀缺资源，那么，农村会成为城里人向往的地方吗？农民心中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严金昌倒是很坦率：“以后不管怎么发展，我们农民不能不种地。小改革小发展，大改革大发展，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撰文 / 宁静
制图 / 高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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