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
“抽心一烂”是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同治六年(1867)对清廷命运的忧虑。此时,太平天国已被扑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能吏居于要津,一些士大夫还沉浸在同治中兴的迷梦中。赵烈文此论,对曾国藩来说,无疑类似于“乌鸦嘴”。
赵烈文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仕宦之家,他的故乡邻近太平天国的统治中心天京城,是清军和太平军反复拉锯的战场,因此其宗族死于战乱或逃亡者甚多。作为缙绅大族子弟,他与太平军有不共戴天之仇,因此他入曾国藩幕府有为亲族报仇之意。但难能可贵的是,赵烈文一直能以旁观者的身份清醒地看待政局,他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记载这次他与曾国藩的谈话:
初鼓后,涤师(即曾国藩)来畅谈。言得京中来人说,都城里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经常发生,而市肆里乞丐成群,甚至于妇女也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怕会有异变,奈何?
余云:“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分剖离析。然而主德隶重,风气未开,若无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我估计,异日之祸,必先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否?”余曰:“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师曰:“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余云:“君德正矣,然而国势隆盛之时,士大夫食君之禄报君之恩已经很多。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又太重,夺取天下太过机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师曰:“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君辈得毋以为戏论?”余曰:“如师身份,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
曾国藩作为一位见识广的大儒,何尝看不明白清廷隐藏的种种危机?所以才有“吾日夜望死”的幻灭感。他从守制期间组建湘军开始,十几年备尝艰辛,尤其对清廷对他的防范和官场的倾轧感受特深,何尝没有赵烈文的同感——这也是他经常找赵烈文聊天的缘由。但作为挽清廷于即倒的第一功臣,作为坐镇东南的肱骨大吏,他身在局中,不敢也不愿意相信自己效忠的朝廷会有“抽心一烂”的结局,他必须自我欺骗才有生存下去的勇气。
赵烈文的身份则与他的上司兼老师曾国藩大不同。赵是一个传统的儒生,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他的日记中,处处可见大悲悯与深深的空寂感。他是以私人幕僚的身份辅佐曾国藩,没有朝廷命官的身份,只对曾国藩个人负责,他对曾国藩既有浊世中被人识拔的知遇之感,又有学生对老师的钦佩之情。和大多数幕僚以入曾国藩之幕作为踏上官场的快车道不一样,赵烈文没什么官瘾,数次谢绝了曾国藩的保举出仕。也许因为这样的心态,使他在一大批奔竞之徒中,保持难得的清醒。比如对清廷如何防范湘军和曾氏兄弟,早在曾国荃率大军围攻天京城时,他就洞若观火。
如同治二年九月十二日记载:
下午,访欧阳晓岑(即曾国藩早年的布衣之交欧阳兆熊),闻沅帅(曾国荃字沅浦)前折批回,轮船事交总理衙门妥善具奏。又军务片内批:曾某(指曾国荃)未到浙江巡抚之任,嗣后军务与杨某、彭某一律咨由曾某(指曾国藩)奏报,毋庸单衔具奏云云。谒相国,命余速至金陵,盖恐沅帅郁抑。
清廷为了鼓励曾国荃效劳,任命他为浙江巡抚,但不让其去赴任,而是继续在金陵城外带兵攻城,此是西太后笼络之术而已。清朝制度,按察使以上官员就可以单独上奏皇帝,不需要上司代转,巡抚当然更有资格。于是乎,喜滋滋的曾国荃单衔上奏皇帝,建议朝廷买轮船作为交通和军事设备。朝廷一看曾国荃太把自己当回事,批复说轮船的事该总理衙门管,而你本人未到任浙江巡抚,本职仍然是带兵打仗,以后有什么军务不要单独汇报,和杨厚庵、彭玉麟一样,通过你哥曾国藩向朝廷汇报。
这是朝廷对曾国荃的严重敲打,几乎明白地说他不知轻重,不安分守己。心高气傲的曾国荃接到这样的批复,心情之坏可想而知。曾国藩担心弟弟做事继续那样孟浪,于是派最信任的幕僚赵烈文去曾国荃营中,帮其出谋划策。
奉曾国藩之命,赵烈文来到曾国荃大营中,见证了湘军攻陷天京城以及善后的整个过程。对城破后主帅曾国荃默许部下烧杀抢掠,赵烈文在日记中表达了极大的愤慨。如其于同治三年六月十九日记载:
嘉字营武赞臣来候,言及城中事,搜曳妇女,哀号之声不可闻。七月初五日记载湘军将士进城后只顾抢夺财物与妇女,而让幼天王与忠王李秀成逃脱:
所恨中丞(即曾国荃)厚待各将,而城破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全大局,使槛中之兽,大股脱逃,幸中丞如天之福,民人得忠酋而缚之,方得交卷出场,不然,此局不独无赏,其受谴责定矣。
当然,对朝廷和西太后而言,他们不会真的关心湘军抢掠了天京城内的百姓,虐杀太平军的俘虏,而是借湘军抢掠和放走幼天王来警告曾氏兄弟特别是曾国荃,不要居功自傲,要夹着尾巴做人。赵烈文很清楚地看到曾国荃有大功而遭攻讦的根本原因:
至此次廷寄忽加厉责,其中别有缘起,余知其约略,而未敢臆断。大抵朝廷苟无奥援,将帅立大功于外,往往转罹吏议。
当曾国荃等湘军将帅以为大功告成,沉浸在等着朝廷厚赏的兴奋中,赵烈文早就看到清廷过河拆桥、鸟尽弓藏的必然。东南刚刚被湘军平定不久,曾国藩即受命北上征讨捻军,将两江总督的大印转交给别人。对此,赵烈文替老师不平,他在同治三年十月十九日日记中载与另一位曾府幕僚张仙舫议论此事:
言及中堂进兵事。仙舫云:江督天下大缺,枢廷部臣衣食所系,安肯令湘乡公久居?此语诚然。
清廷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曾氏兄弟和湘军。恩师如此肝脑涂地效忠于朝廷,依然被猜忌,这不得不让赵烈文寒心。后来他在曾的催促下,出山做过几年易州知州。曾国藩去世后不久,他便辞官回乡,于光绪二十年(1894)即甲午之战那一年逝世。在他死后17年的1911年,“殆不出五十年”清廷必亡的论断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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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兴迷梦”中的清醒者(中兴迷)
